“和尚部长”龚饮冰:被誉为“无名英雄”的红色银行家

[作者:朱晓华 ]      [来源:《文史天地》]      2016-11-25 09:06:42

传奇人生

龚饮冰(1896—1976年),湖南长沙人,曾用名龚再僧、龚泽鸿,化名张若臣。湖南大学法政专科毕业,早年从事新闻工作。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“八七会议”后,随中共中央机关迁上海,任中央主管会计、巡视员。1928年赴莫斯科参加中共“六大”。1929年随邓小平去广西组织武装起义。1930年被派往山东,任省委常委、秘书长兼宣传部长。之后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长期潜伏,在党的交通、通讯、机要、财务等方面承担重要任务。

1931年,以党的经费与人合伙开办万源湘绣庄,设多个分号,实际是经营一隐蔽的党的秘密联络、交通系统。他还曾置佛经、披袈裟拍照,伪装虔诚的佛门居士,以方便地下工作,解放后曾被毛泽东笑称为“和尚部长”。抗日战争爆发,龚受命在上海建立了三个秘密电台,以与延安取得联系,是电影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主人公的原型之一,电台遭破坏后撤离。

1943年,辗转来至重庆,又以商人面目,用党的经费与私人资本结合,创办私营建业银行,在乱世中苦心经营,掩护党的地下工作,连续达五年之久。1948年春,佯称躲避战乱,拟送家属赴台湾,实则为奉命撤离上海转赴香港,接受新的任务,并准备北上迎接全国解放。1949年1月天津解放,4月随刘少奇来津视察。同年5月,以上海军管会首席军代表身份接管上海中国银行,出任总经理,成为国内最大的银行家之一。

新中国成立后,被任命为中央轻工业部副部长、党组书记等职。如果以1948年底离港北上为其经历界限,此前的龚饮冰,大部分时间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党的秘密工作,历尽曲折、艰险,其传奇般的经历非同一般,因而曾被杨尚昆誉为“无名英雄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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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龚饮冰

“私营”建业银行总经理

1943年,重庆。时值抗日,国共两党实行合作,中共中央南方局、八路军办事处、新华日报社均在重庆设有机构。此时,一位“豁达有钱的进步文人”,虽然富有,却生活简朴的“正直厚道的‘资本家’”,出现在重庆的商界,他就是周恩来单线领导的中共地下党员龚再僧(龚饮冰化名)。

以创建永利化学、久大盐业驰名的爱国实业家范旭东,抗日战争爆发后,来到大后方重庆,准备在川、湘等地建厂,继续实现其实业救国的志向。其间,范旭东曾获国民政府金融机构贷款,但又被提出要求将贷款转为“官股”投资。国民党这是妄图实行吞并,自然为范氏拒绝。办企业需资金周转,又要避开“四大家族”掌控的金融垄断机构的刁难,范旭东遂拟筹措资本,自己开办银行,以方便融通资金,发展实业。经与同乡老友、著名经济学家何廉(南开大学经研所创始人)等人商议,范辗转联系到多位湖南老乡,议定共同集资筹办,其中就有湘籍“商人”龚再僧。龚与范、何多次晤谈,并秘密经过周恩来的同意,决定以党的部分经费投资参与银行筹建,以它作为一个掩护党的秘密工作的机构。

根据当时政府规定,需有两家银钱业机构改组,才能呈报新的银行。经相关人士周旋,范旭东等以改组重庆和济钱庄、成都振华银号二机构,用“建业银行”新行名呈报,1943年12月,获财政部批准。转年伊始,即成立股东会,额定资本1000万元,其中和济、振华两号占股份350万元,余650万元为新股,分别由范氏的永利、久大集团及龚再僧等投入。董事9人中推举常务董事5人,其中包括龚再僧。汪代玺(原和济钱庄)为董事长,范鸿畴(永利、久大集团财务协理)任总经理,何廉为总顾问。聘黄肇兴(南开大学经研所硕士,留学英国,倾向进步,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)筹建成都分行,任经理;聘李建昌筹建柳州分行,任经理(因局势变化终止)。1944年6月1日,总行于重庆正式开业,职工30余人,属小型银行。据周恩来回忆,战时通货膨胀,经济混乱,当年重庆有银行、钱庄多达二百家,“数目吓人”,是“投机的集中地,破坏人民的生活,食吸民脂民膏”。不过,在这种环境下参与投资建业银行,对掩护党的秘密工作,却是有利的条件。

建业银行开业初期,由于董事间矛盾、经营不善等原因,仅半年便亏损1800余万元,并有不良贷款3000万元,形势严峻。遂于1945年1月召开董事会,汪董事长、范总经理请辞,推举常务董事、资深银行家李维城代理董事长,龚再僧代理总经理。同年5月,股东会议决增资至5000万元。在战时货币严重贬值的情况下,龚再僧及时地拿出当年最能体现价值的美元现钞12000元置于行中,稳定人心,并以它作价承担部分不愿继续投入的股东之增资额。此时,建业银行又吸收了地下党员卢绪章(解放后曾任外贸部副部长)主持经营的“广大华行”(中共隐蔽的贸易商行)入股,卢并任常务董事,从而增大了隐蔽的革命力量。增资缴足,其中永利、久大集团占23%,龚再僧占17%,两者之合占达40%。新董事会成立,公选范鸿畴为董事长,龚再僧为总经理。同时,决定改制,设总管理处,原总行改为重庆分行,调蓉行黄肇兴为经理。

建业银行在龚再僧总经理的主持下,业务经营渐有起色,并呈现蒸蒸日上的趋势。广大华行资金颇多,经营广泛,财务负责人张平(解放后曾任党企华润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)与建业银行业务往来密切,互通市场信息,有时以超出建业银行资产的业务委托。重庆工业合作联合社负责人李再耘(地下党员)一次便存入定期存款8000万元,同广大华行等一起,有力地支持了银行业务。1945年底,建业银行吸收存款达301亿余万元,放款1.5亿余万元,弥补亏损后,取得纯收益205万元的业绩,气象为之一新。

不久,抗日战争胜利结束,龚提出将原拟筹设的柳州分行,改在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开设,并亲往上海筹备,从而为新形势下党的隐蔽战线活动创造了条件。1946年6月,上海分行开业,又增设仓库,建立服务股,扩大经营范围,仅两个月便得余利1000万元。此前,长沙分行已于3月复业。同年8月,股东会决定总管理处迁沪。1947年3月,召开第三届股东大会,董、监事蝉联,又决定筹设南京、汉口、天津分行,于5月、6月先后开业。天津分行,最初是暂借天津广大华行营业地址开业,表明这两个有中共背景的企业关系之密切。由于建业银行的发起者永利、久大集团总部均在天津,它们的存款经常占到建业津行的80—90%,银、企关系密切,实现了范旭东当年创建银行的设想。至此,建业银行已有一总管理处,七个分行,且盈利渐多,各分行或置房产、土地,或添建员工宿舍,或购买黄金,扩大了银行资产。

此时,上海分行本已提出扩充银行营业面积,且已觅妥新址,龚总经理忽然改变主意,称恐时局有变,不宜再耗资迁址。显然,这是龚根据形势作出的正确判断。

据部分史料不完整的记载,潜伏在建业银行的地下党员,除龚本人外,有重庆分行的会计主任夏用光、出纳股长刘凤山(后辞职赴鄂西打游击牺牲);成都分行的会计主任后升任经理的张显惠(李应劼,1931年入党,曾为董必武秘书,建国后曾任外经部副部长)、华永福(华健,1938年入党,曾代表大后方党员出席党的“七大”,后为川北工委书记,1948年蒲志高叛变,即离开银行,牺牲于渣滓洞);上海分行的会计股长王守民、出纳股长张庆祥,因国民政府已还都南京,为政治重地,王、张遂又被调往南京分行;天津分行没有党员,则聘天津广大华行地下党员李再耘为顾问。

1948年初,已由上海到达香港的龚再僧夫妇(夫人王一知,中共党员,同样从事地下工作)于2月同到成都,居住建业银行分行约两个月,表面过问一些银行业务,实际上肩负有更重要的革命任务。其时,局势已相当紧张,龚准备返港时,国民党当局已控制机票。幸有分行经理陈祖湘,托往日以客户关系结识的警备司令部参谋长黄某(平日用高息存款等手段将其拉拢,建立关系)购得机票,并借得军用吉普车送龚氏夫妇前往机场。同年10月,龚电召分行经理张显惠赴港,又是托黄参谋长购得经广州转香港的机票。而在张离开的次日,分行即遭特务抄家,声称张系共产党。参谋长黄某以面临追查,需要“疏通”为由索款,陈祖湘只得拿出黄金25两付给,以息事宁人。至于在建业银行掩护下,地下党员们为党的秘密工作所做的贡献,因属于机密,则无从得知了。

新形势新任务

1947年,解放战场的国共两党军力对比已发生根本变化,人民解放军转入了战略进攻,中国革命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转折点。

1948年春,国民党统治区形势更为趋紧,龚再僧佯称夫人惧怕战乱,拟送家属赴台湾为由,向董事会请假。事实是因有一地下交通员被捕,为保证安全,龚奉命撤离转移。龚携夫人到了香港,并未去台湾,而是在组织的安排下,如上述先去了成都执行任务,返港不久,便随被护送的民主人士北上,经大连、沈阳转赴西柏坡我城工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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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1951年6月5日,中国保险公司在北京召开第一次董监联席会议。会议选出龚饮冰任董事长,聘请吴震修任总经理,施哲明、陈柏源、孙广志为副总经理

1948年,龚再僧离开上海后,国统区经济一片混乱,建业银行原来的5000万股本,经过“金圆券”币制改革,仅余16.67元。根据规定需再增资为金圆券80万元。此时,龚再僧等名下的中共资本占约30%。龚由于已不在岗位,表示不再参与增资,于1949年1月,以书面形式正式辞去总经理职务,由李倜夫(永利化工协理)继任。

1949年2月,沪行黄肇兴接龚手书,称“因病遵医嘱迁地疗养,拟赴昆明”等等,此实为龚离开银行之“托词”。3月龚曾来已于1月15日解放的建业银行天津分行察看,并率津行负责人与人民银行天津分行行长结识,表明仍在关心建业银行工作。4月,龚随刘少奇赴天津视察,并陪同寻访当年的地下联络点——万源湘绣庄,忆旧之时,感慨良多。

是年春,解放军百万雄师即将过江,龚被派南下江苏丹阳,准备接管上海。5月27日,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解放。28日,上海军管会发布《通令》,派龚饮冰等为“驻企业军代表”。昔日建业银行西服革履的总经理龚再僧,以龚饮冰之名,身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服,以军管会首席军代表名义,出现在上海滩著名的中国银行员工面前,代表人民接管这家拥有四千余员工的国民党官僚资本垄断的大银行。员工们以惊异、欣喜的心情,见证了这历史的一幕。6月4日,华东局传达中央关于接管的方针。同日,军区司令部发出命令,派龚饮冰为中国银行总经理。在中国银行地下党和银行员工的协同努力下,6月6日,银行正式复业。当年“潜伏”在小小的私营银行总经理,神奇地变身为真正的中国人民的大银行家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,龚饮冰被任命为轻工业部副部长(部长为民主人士黄炎培)、党组书记。龚氏再次北上。

龚再僧一手创办、经营的建业银行,由于是以党的资金投入私营银行,本身具有“先天”的公私合营性质,完全不同于旧中国官僚资本与私人民族资本合营的“官商合办”银行。不过,后者却先于建业银行被宣布为最早的一批公私合营银行(即中国通商、中国实业、新华、四明四家)。究其原因,或是当时把接管金融机构的目光和精力,主要集中于有国民党官僚资本成分的银行,反而将这唯一的含有革命资本的公私合营银行忽略了。中国人民银行曾有文件把公私合营银行称之为“儿女银行”,以此比喻,如果说接管的旧“官商合办”银行是“过继”来的“儿女”,就应当说银行资本中早有革命资金投入的建业银行,该是嫡亲的“儿女”了。解放时间不久,私营行庄倒闭颇多,建业银行除天津分行外,均已产生赤字。解放后按照军管会对私营银行“增资”的规定,建业银行天津、汉口、上海、南京四个分行所增资本便已折合黄金155条(旧制1市斤16两,每条10两),银行虽小,还是有一定资力的。

1950年3月,建业银行举行最后一次股东会,推选龚饮冰为董事长。经他和一些同事的一番周旋和申请,到1950年4月,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才决定将建业银行“公开为公私合营银行”,中共股份占50.09%。其天津、汉口、重庆、成都、南京分行(长沙分行已撤销)陆续落实;但唯独人民银行华东区行认为建业的上海分行“规模太小,业务不振,不够公私合营条件”,迟迟不予公布(各分行加在一起,员工仅约200人),经董事长龚饮冰再度斡旋,人民银行华东区行终于在7月4日发文,认定其“公私合营”身份。此后,又经过联营、合并等一系列过程,至1952年12月,建业银行完全融入了全国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队伍,龚饮冰也结束了与建业银行的关系。

著名的中共党史专家龚育之,系龚饮冰之子,因二人长期不在一起生活,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,龚育之才隐约得知父亲的政治身份。1948年随父到港,他才被父亲明确告知父亲为中共党员。全国解放后,当父子同在北京工作时,龚饮冰与家人也只是偶尔谈及一两句往事,这或许是长期地下工作的习惯所致。龚育之作为党史专家,没能近距离地以亲密同志和嫡亲父子的关系,记录一份宝贵的、不平凡的“龚饮冰回忆录”,不能不说是一件难以弥补的遗憾。2007年,龚育之也因病辞世,加之龚饮冰同时代的老一辈人士多已老去,这一“遗憾”或将成为永久的“定格”。

来源:《文史天地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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